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而且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三晋文化奠定了基础✿✿◈。明代的山西版图比今天大✿✿◈，而清代的山西版图更大于明✿✿◈，所谓归绥六厅（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八旗”中的六旗（包括多伦）都在山西治下✿✿◈，从而形成了一个辽阔的晋方言和三晋文化共同体✿✿◈。
同时✿✿◈，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而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特别是人民金融和人民币制度✿✿◈，也是从长治✿✿◈、从太行山深处走向全中国红色珊瑚的夏天✿✿◈、走向全世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性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长治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长治郊区的张庄✿✿◈，这两本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由此✿✿◈，我们方才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决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信贷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现代制度不能建立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上✿✿◈，现代金融—信贷机制更不能以极小块的土地为抵押展开实行红色珊瑚的夏天✿✿◈，国家深入基层的金融—信贷必须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为前提✿✿◈。没有国家✿✿◈，特别是国家信贷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建立面向海外市场的沿海加工基地✿✿◈，以廉价劳动力取得农村汇款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基层汇款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当然都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韩丁之杰作《翻身》✿✿◈，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不但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评价✿✿◈，而且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更指出✿✿◈：“我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必须看完这本书✿✿◈。”因为正是韩丁和赵树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旧中国农村的现实✿✿◈：土地被分割成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如此小块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担保✿✿◈，土地产权从不清楚✿✿◈，这就必然造成高利贷盛行✿✿◈，高利贷导致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别乃是“生死的差别”✿✿◈，农村剥削之实质是信贷剥削✿✿◈，而非简单的劳动力地租剥削✿✿◈。《翻身》和赵树理的作品还让我们看到✿✿◈，自16世纪以来✿✿◈，除了利用那些基层的社会渣滓作为非正式的税官（胥吏）鱼肉乡里外✿✿◈，中国国家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村落✿✿◈，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浮萍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社会的沙洲之上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黄仁宇如此总结国共两党的历史博弈✿✿◈：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感到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面向基层农村的国家信贷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导致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
“人说山西好风光✿✿◈。”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这句话大有气象✿✿◈，它说明研究一个区域的问题✿✿◈，必须具备国际和世界的视野✿✿◈，反过来说✿✿◈，观察所谓“全球化”的问题✿✿◈，更不能离开这种“全球化”对区域✿✿◈、地方和基层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借“上党”辽阔的视野✿✿◈，我首先说一下1350—1850年大约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以此开始一种不同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历史学界所谓“漫长的16世纪”✿✿◈，它是“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
大家知道✿✿◈，眼下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在流行一个暧昧不清的词叫“文明”或者“文化”✿✿◈。21世纪伊始✿✿◈，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把整个世界史描述为“文明之间冲突”的历史✿✿◈，随后联合国更别出心裁地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线”事件发生之后✿✿◈，“文明”“文明的冲突”这样的说法更是被用得“满天飞”✿✿◈，美国的反恐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义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现代文明与宗教愚昧之间的冲突✿✿◈，甚至被西方社会定义为“文明保卫战”✿✿◈。
“文明”和“文化”这个范畴造成的第二个误导也是致命的✿✿◈，因为它认为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文化✿✿◈，特别是存在着一种鹤立鸡群✿✿◈、超乎其他文明之上的“西方文化”或者“欧洲文明”✿✿◈，这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幻觉✿✿◈。这种文化幻觉是19世纪之后才在欧洲产生的✿✿◈，哲学家黑格尔✿✿◈、尼采✿✿◈，社会学家韦伯等都是这种幻觉的代言人✿✿◈，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如何由一个混杂的地缘✿✿◈、种族范畴变成了单一“文明”范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却又几乎从未得到认真思考的现象✿✿◈。相反✿✿◈，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人仿佛《阿Q正传》中的那位赵太爷✿✿◈，生怕自己跟穷亲戚沾上一点儿关系✿✿◈，不断自我强化地坚信“欧洲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是独一无二的✿✿◈，是纯而又纯的✿✿◈。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之后博九平台是官方的吗✿✿◈，欧洲其实就丧失了真正的“世界”关怀和“世界”视野✿✿◈，因为它眼里只有自己✿✿◈，它忘记了世界之所以可以称为“世界”✿✿◈，就是因为它指的就是杂多✿✿◈、多元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而我们称之为“世界史”的东西✿✿◈，无非就是指这种“多元联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指“世界交通史”和“世界交流史”✿✿◈。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杰出的世界史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如此尖刻地批评欧洲所谓的“世界史”✿✿◈：“真正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那些世界史学家眼里✿✿◈，竟然从来就没有过‘世界’？”
今天我们要谈的“漫长的16世纪”✿✿◈，即1350—1850年这500年的历史✿✿◈，首先是中国的明清两朝与周边怎样发生关系的世界史✿✿◈。我们谈明清两朝✿✿◈，就是把它放置在与大陆上的蒙古✿✿◈、中亚✿✿◈、西亚✿✿◈，海洋上的“南洋”“西洋”的广泛交流✿✿◈、交往中来看的✿✿◈，以此说明✿✿◈：没有这种广泛的交往✿✿◈，就没有“漫长的16世纪”中国的辉煌✿✿◈；离开了与周边的广泛交流和交往✿✿◈，明清的500年兴亡问题也无法谈得清楚✿✿◈。即使明朝号称汉人天下✿✿◈，这个“天下”却是通过与北方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海上的“海洋朝贡贸易体系”组织起来的✿✿◈，因此✿✿◈，明清两朝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其实都是不纯的✿✿◈，唯其不纯✿✿◈，它才伟大✿✿◈。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就在于它深深陷进了牛顿力学时代的早期机械物理学中✿✿◈，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热力学定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学✿✿◈，包括建立于其上的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恰恰从科学进步✿✿◈、科学发展的视野看去✿✿◈，是落后的和片面的✿✿◈。
按照牛顿的观点✿✿◈，每个作用力都有相等的反作用力✿✿◈，正是在这种机械世界观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才把市场比作供需双方互相促动的一种机械机制✿✿◈，比如✿✿◈，若消费需求增加✿✿◈，卖方就会提价✿✿◈，如果卖方价格过高✿✿◈，需求则会减少✿✿◈，迫使其降价✿✿◈，以重启需求✿✿◈。同样的逻辑更被应用到自然资源和作为“劳动力”的人的利用中✿✿◈：如果资源和劳动力稀缺✿✿◈，价格就会上升✿✿◈，这就促使供应量上升✿✿◈；相反✿✿◈，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下降✿✿◈，供应量就会减少✿✿◈。因此✿✿◈，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是保证资源合理化生产✿✿◈、配置的基础✿✿◈。
但是✿✿◈，上述机械论的观点无视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它认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是万世不枯的✿✿◈，因此永远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某种资源✿✿◈、买到廉价劳动力✿✿◈。第二✿✿◈，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原理✿✿◈，供需✿✿◈、买卖双方是互利双赢的✿✿◈，它无视了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是不能买卖的✿✿◈，劳动力供给更不是万世不枯的✿✿◈，比如一块煤燃烧后就再也不能做功了✿✿◈，就成为废料了✿✿◈，劳动力更存在老化✿✿◈、退化和耗尽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卖自然资源致富比卖血还残酷✿✿◈，因为卖血换钱✿✿◈，血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在人类机体内再生✿✿◈，而卖了资源却永远不可再生✿✿◈，再生的只能是熵✿✿◈。因为资源的生产在熵的意义上是不可逆的✿✿◈，所以“互利双赢”从根本上说是谈不上的✿✿◈。第三✿✿◈，它认为熵是市场的外部性✿✿◈，是偶然因素✿✿◈，是商业活动的边际成本✿✿◈，但是✿✿◈，当这种外部性✿✿◈、这种边际成本已经大到可以毁灭环境✿✿◈、可以毁灭一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学本身就已经成为严重的误导✿✿◈。
实际上✿✿◈，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驳资本主义市场是戴着“商品交换”假面的“不平等交换”时✿✿◈，他就是从热力学的视野出发去批判牛顿的机械力学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摆脱牛顿力学的简单机械论✿✿◈，从热力学✿✿◈、从真正的科学发展视野来观察我们的世界✿✿◈。爱因斯坦曾这样指出✿✿◈：“热力学定律是宇宙中我相信的唯一物理学理论✿✿◈，也是涵盖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科学理论✿✿◈。”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宇宙总能量不变✿✿◈，但熵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第一定律指出宇宙能量不变✿✿◈，所以也被称为“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则指出✿✿◈，尽管能量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是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是✿✿◈，这种转化永远是单向的✿✿◈，即从“可利用的”到“不可利用的”✿✿◈。比如✿✿◈，我们烧完一块煤✿✿◈，能量还存在✿✿◈，只是转换成了扩散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但是✿✿◈，尽管在此过程中能量没有丢失✿✿◈，那块煤却永远也不能再次燃烧了✿✿◈，再也不能发挥它原有的作用了✿✿◈。这正如耗尽了30年积累起来的青壮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便会枯竭✿✿◈，中国的发展就会丧失动力一样✿✿◈。这就是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的关键✿✿◈：能量在任何条件下转化都会损失一部分“可利用能量”✿✿◈，这部分能量再也不能做有用功了✿✿◈，转而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负担✿✿◈。可利用能量的损失数量✿✿◈，就被称为“熵”✿✿◈，这个现代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由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68年率先提出的✿✿◈。
总体来说✿✿◈，热力学第一定律说的是宇宙能量总量守恒✿✿◈：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改变其形式✿✿◈。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是✿✿◈：能量形式之间的转化只能是单向的✿✿◈，即从有用的向无用的转化✿✿◈，从可利用的向不可利用的转化✿✿◈，从有序的向无序的转化✿✿◈。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始于可利用的✿✿◈、集中的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转化成了不可利用的✿✿◈、分散的能量✿✿◈。衡量可利用的能量转化成不可利用的能量程度的指标就是熵✿✿◈，它适用于宇宙的任何子系统✿✿◈。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红色珊瑚的夏天✿✿◈，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能量形式之间的转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即从有用的向无用的转化✿✿◈，从可利用的向不可利用的转化）✿✿◈，因此✿✿◈，从根本上说✿✿◈，在所谓的“能源市场”“劳动力市场”上✿✿◈，资源的输出和生产方✿✿◈、劳动力的输出方✿✿◈，绝不可能与能源的消费和购买方✿✿◈、劳动力的购买方实现真正的互利双赢✿✿◈。因为在这种交易或者“转化”中✿✿◈，前者生产和输出的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可利用的能量✿✿◈，是不可再生的劳动力✿✿◈，而留下的却是不可利用的废物✿✿◈，其必然结果就是自己系统的熵的指数升高了✿✿◈，社会负担总体加重了✿✿◈，社会能力被削弱了✿✿◈。
当今世界发展正面临着两个重要挑战✿✿◈：一个是能源的挑战（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息息相关）✿✿◈，另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能源的三个主要来源✿✿◈。全球石油储藏的基本地缘状态是✿✿◈：中东占61.7%✿✿◈，一面独大✿✿◈。在世界六大产油区中✿✿◈，俄罗斯✿✿◈、美国自身的储量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五✿✿◈，而整个亚洲则排在最末（仅占世界储量的3.5%）✿✿◈，总体“贫油”✿✿◈，我国只有南海算是海底石油储藏比较丰富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很不太平✿✿◈。同时✿✿◈，俄罗斯和美国分别是天然气的最大储备国和最大生产国✿✿◈，其中俄罗斯占世界储量的26.7%✿✿◈，而整个亚洲地区只占7.9%✿✿◈。石油和天然气的分布状况清晰✿✿◈、深刻地体现了我国“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在三大能源中✿✿◈，我国只有煤炭的储量排在美国✿✿◈、俄罗斯之后✿✿◈，居世界第三✿✿◈，但与美国和俄罗斯煤层浅✿✿◈、利于露天开采不同✿✿◈，我国的煤层深✿✿◈，主要需依靠深层开采✿✿◈。目前✿✿◈，在世界能源供应总量中✿✿◈，石油占35%✿✿◈，煤炭占23%✿✿◈，天然气占21%✿✿◈。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国际能源供给和储备的战略形势也昭示着✿✿◈：尽管从长远看✿✿◈，22世纪末全球煤炭储备也将耗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能源供应主要必须依靠煤炭✿✿◈。中国最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就是山西✿✿◈。
中国的发展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其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博九平台是官方的吗✿✿◈，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谋发展与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两大突出矛盾✿✿◈。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的金融—军事扩张机制推动的✿✿◈，是西方资本家集团长期通过操纵金融信贷✿✿◈，“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这样的全球化✿✿◈，更是以摧毁基层和世界广大地区的财政—金融秩序为前提的✿✿◈，而这才是当今世界“国富国穷”✿✿◈，即何以有人富✿✿◈、有人穷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必须形成新的发展观✿✿◈，否则✿✿◈，真正的发展就是谈不上的✿✿◈，所获至多不过是弗兰克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即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获得的✿✿◈。
我们都知道✿✿◈，山西在历史上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汉字中商贾的“贾”字✿✿◈，就是从盐商的“盐”字发展而来的✿✿◈，山西的盐✿✿◈、铁和煤使得它在漫长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明清以降✿✿◈，票号更使得山西成为吸纳财富的金融中心✿✿◈。大家还告诉我✿✿◈，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来✿✿◈，山西衰落的过程恐怕也是毋庸讳言的✿✿◈。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就是✿✿◈：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
我们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种空间性和结构性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也是如此✿✿◈，特别是✿✿◈，历史研究必须与交通✿✿◈、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好比我们的古人所谓“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我们知道✿✿◈，唐代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沿着运河交通线建立起来的✿✿◈，唐宋以降✿✿◈，一方面是资本日益集中于运河沿线✿✿◈，另一方面则是原有的以长安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交通网络的衰落✿✿◈。到了明代✿✿◈，这种交通和资源分配的失衡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崇祯二年（1629）✿✿◈，给事中陕西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详细描述了西北大饥荒中人相食的惨状✿✿◈，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这样的饥荒竟然长期不为朝廷所知✿✿◈。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世以来✿✿◈，西北交通不便✿✿◈，经济方面与资本集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差异极大博九平台是官方的吗✿✿◈，而地方官员在中央的发言权亦小✿✿◈，故实情壅蔽✿✿◈，以致如此巨大的灾情都难以上达✿✿◈。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从内部把历史上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式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都没有了✿✿◈，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做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在资本✿✿◈、劳动力和资源都涌向沿海地区之后✿✿◈，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较为富裕的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185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改历史上所谓“让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这种制度在明清两朝被称为各省“协饷”✿✿◈，而所谓“协饷”✿✿◈，就是从国家税收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救助那些不发达地区和受灾地区）✿✿◈，而成为“劫贫济富”✿✿◈。我们还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为什么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冶铁铸钱技术的发展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钱后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即便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另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经大致说过了✿✿◈。
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胆”的陶希圣曾经这样总结道✿✿◈：因为中国的商业支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而不能从重商主义走向产业革命✿✿◈，这就是“重商主义陷阱”✿✿◈。何况中国的商人是在广阔的大陆上经营✿✿◈，市场广阔✿✿◈，“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希圣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多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所以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的——一方面✿✿◈，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和扩大✿✿◈。为包括陶希圣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单纯从经济上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的资源和武力“打出来的市场”✿✿◈，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资源之外✿✿◈，更为重要且关键的就是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把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的问题✿✿◈。可见✿✿◈，如果脱离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空谈“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年里是和平✿✿◈、统一的帝国✿✿◈，其间大规模的战争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年那样如家常便饭般频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与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的劲敌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欧洲则是200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意味着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人祸”的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些巫师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说✿✿◈：
这是很著名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罪己”✿✿◈，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天命”开玩笑✿✿◈，其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大一统”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救灾”政治传统✿✿◈，到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等问题✿✿◈，无暇顾及救灾的问题——或者说“天命”的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生✿✿◈，乃至沦落到“劫贫济富谋发展”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一统”的另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纪元”“开元”“元年春王正月”等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纪元”“开元”与近代中国引进的“世纪”观念非常不同✿✿◈，“世纪”讲的是直线进步的发展✿✿◈，而“开元”“纪元”讲的则是在运动中不断达到自我平衡的结构✿✿◈。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进一步将“一统”发微为“三世”✿✿◈，他的这种说法预示着✿✿◈：在“一统”的状态下✿✿◈，包含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所谓“大一统”的目标✿✿◈，就是要最终消除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创造“大小远近若一”的“太平世”✿✿◈。从历史上看✿✿◈，春秋“大一统”的真正目标✿✿◈，亦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协调地方差距✿✿◈、反对分裂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政治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追求直线发展与注重结构内部平衡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中国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隐情✿✿◈，自然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忽视自身的协调与平衡✿✿◈，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或如陶希圣所言✿✿◈，乃是落入了“重商主义陷阱”✿✿◈。
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转变发展方式理解为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把它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思想的延续✿✿◈。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起码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红色珊瑚的夏天✿✿◈、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上✿✿◈。从最浅的层次上讲✿✿◈，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区域协调关系✿✿◈，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那就谈不上发展✿✿◈。从更深的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即从世界的视野出发✿✿◈，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结合中国革命与改革的经验✿✿◈，探索并提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是与近代以来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学说一以贯之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看区域的问题✿✿◈，则需世界之眼光✿✿◈，而不能仅仅就事论事✿✿◈，简单地立足于执政和应付眼下的危机✿✿◈。
成本与价格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差别✿✿◈，国际市场的低价格✿✿◈，是建立在中西部的高成本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利润的来源✿✿◈。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结果是资源和资本都流向了发达地区✿✿◈，代价却被留在了广阔的腹地✿✿◈。在当今中国✿✿◈，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利润在城市✿✿◈、代价在农村✿✿◈，利润在上层✿✿◈、代价在基层——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是全球资本积累的黑暗逻辑——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只要这个资本全球积累的残酷逻辑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安徽✿✿◈、河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自古以来✿✿◈，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的北国✿✿◈，就是推动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动机✿✿◈。魏晋时期发生于今山西北部的鲜卑✿✿◈、匈奴✿✿◈、羯✿✿◈、氐✿✿◈、羌少数民族联军的起义✿✿◈，一举摧毁了中国的士族门阀和贵族阶级✿✿◈，将中国历史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元帝国更是以富产煤✿✿◈、铁的云州（大同）为根据地席卷世界✿✿◈。山西的地位是由世界历史的波澜起伏造就的✿✿◈，这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能不胸怀历史✿✿◈、放眼世界✿✿◈，即要求我们从历史的深度和世界的视野去思考发展道路✿✿◈，思考我们肩上的使命与责任✿✿◈。
作为深深嵌在东北✿✿◈、蒙古与新疆和青藏高原之间的“楔子”✿✿◈，山西的发展对北方边疆的安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的民生搞得怎么样✿✿◈，决定了边疆的民生搞得怎么样✿✿◈。山西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周边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山西搞得好✿✿◈，便会形成辐射东西南北的“放大效应”✿✿◈；山西搞不好✿✿◈，边疆也就很难真正搞得好✿✿◈。自近代以来红色珊瑚的夏天✿✿◈，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如何处理中国广阔的“亚洲内陆边疆”问题✿✿◈，一直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关键✿✿◈。究竟是团结边疆少数民族使民族地区成为反侵略的前哨✿✿◈，还是压制乃至剥削他们以酿成边疆动乱乃至分裂呢？最直白地说✿✿◈，我们究竟是走孙中山✿✿◈、毛泽东的道路✿✿◈，形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彻底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还是走一条对外妥协✿✿◈、对内剥削边疆地区的“次帝国主义”道路呢？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国民党当年背叛革命✿✿◈，就曾走过一条对外妥协✿✿◈、对内压迫少数民族的“次帝国主义”道路✿✿◈，欧文·拉铁摩尔曾经指出✿✿◈：
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之后✿✿◈，国民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原则✿✿◈，而采用了“次帝国主义”当代边疆政策✿✿◈，即他们放弃了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目标✿✿◈。他们所采用的一个新的目标是✿✿◈，在新型（西方式的）实业家与银行家和旧地主的联盟下✿✿◈，在外国势力全面控制中国之前✿✿◈，抢先把整个内地及边疆都统一起来✿✿◈，而由组织严密的中国团体来领导并统治✿✿◈。在边疆方面✿✿◈，这就意味着对一切边疆民族加以统治✿✿◈，以通过在边疆的殖民补偿沿海地区丧失给外国帝国主义的权益✿✿◈。
毫无疑问✿✿◈，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走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路线✿✿◈，而不是蒋介石的路线✿✿◈，认识到广阔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战略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必须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点上的片面发展观✿✿◈，这种观点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蒙古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和新疆✿✿◈，从来就是国际博弈的热点✿✿◈，它更涉及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把东部发展的代价转移到中西部✿✿◈，造成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红色珊瑚的夏天✿✿◈，那么它们就一定会闹分裂✿✿◈。
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在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各地区✿✿◈、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边疆的迫切课题✿✿◈。我们虽然有了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100年来常抓不懈的✿✿◈，他们长期培养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强✿✿◈，亦以积极援助蒙古的方式✿✿◈，从根本上切断了蒙古自主发展自己独立工商业的可能性✿✿◈，即通过将蒙古“养起来”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经济完全依附西方国家✿✿◈。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许多强国都在插手博九平台是官方的吗✿✿◈。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像明朝后期那样把陆地与海洋的敌对势力联系起来✿✿◈，再在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很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会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了✿✿◈，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壮丽的表里山河✿✿◈、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造成了“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的历史规律✿✿◈。这一切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绝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历史包袱✿✿◈。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深刻指出✿✿◈：“盖以上游之势✿✿◈，系于山西也✿✿◈。曰✿✿◈：山西之形势诚重矣✿✿◈。然昔人有言✿✿◈，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北✿✿◈，大河在南✿✿◈，而武王杀之✿✿◈。且高干不能以并州拒曹魏✿✿◈，刘琨不能以并州制刘✿✿◈、石✿✿◈。靳准窃平阳✿✿◈，而旋毙于刘曜✿✿◈；杨谅起晋阳✿✿◈，而卒蹶于杨素红色珊瑚的夏天✿✿◈，恶在其为险固者也✿✿◈。曰✿✿◈：成败相乘也✿✿◈，如转圜也✿✿◈。使谓形势可恃✿✿◈，是终古无覆亡之国也✿✿◈。”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因为今天丰富的煤炭资源✿✿◈，“一煤独大”的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发展创新的包袱✿✿◈，既束缚了我们的视野✿✿◈，又腐化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管好✿✿◈、用好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博九平台是官方的吗✿✿◈，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最终✿✿◈，发展生产力✿✿◈，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其中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晋商开辟的商路大致是✿✿◈：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再经晋城✿✿◈、长治✿✿◈、太原✿✿◈，出雁门关至大同✿✿◈。由大同分两路✿✿◈：一路西出杀虎口✿✿◈，过包头✿✿◈，至甘肃✿✿◈，经新疆哈密✿✿◈、伊犁出境✿✿◈；另一路东出张家口✿✿◈，至库伦✿✿◈，在恰克图完成交易后✿✿◈，货运莫斯科✿✿◈。山西商人因此主要由西口商✿✿◈、东口商✿✿◈、对俄贸易商三类组成✿✿◈。
关于山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论述精到者如宫崎市定有如下洞见✿✿◈：中国铁工业在唐末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事件✿✿◈，即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高热的发生及其操作的成功✿✿◈，使宋代文化发达起来✿✿◈，使远东在世界上占据优越地位✿✿◈。于是✿✿◈，既有煤又有铁的山西省的冶炼事业就和世界史发生了联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之所以能够以并州（晋阳）为根据地而崛起✿✿◈，我想就是因为背后有炼铁业✿✿◈。并州以北✿✿◈，云州大同附近也产铁和煤✿✿◈。占领这个地方的辽国以及继辽而起的蒙古之向西发展✿✿◈，受蒙古逼迫的突厥族之向西迁徙✿✿◈，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东方铁制武器的优越地位✿✿◈。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1—212页✿✿◈。
明太祖对前朝的分封和兵镇制度加以改革继承✿✿◈，分封诸子为王✿✿◈，镇兵边关✿✿◈，诸王的政治权力被削弱✿✿◈，原则上不得过问地方民政✿✿◈，但拥有3 000~20 000人的卫护兵✿✿◈，军事权力得以加强✿✿◈，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事代表✿✿◈，并起着监视各地驻军✿✿◈、拱卫朝廷的作用✿✿◈。见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页✿✿◈、第41页✿✿◈。
江统“徙戎”之策✿✿◈，核心是夺取胡人耕地✿✿◈，将其由农耕驱逐回游牧✿✿◈，此策足以陷胡人于饥饿✿✿◈，而导致其反乱掠夺✿✿◈。他说✿✿◈：“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
宫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相关争论✿✿◈，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28页✿✿◈。其中说道✿✿◈：“刘少奇那时的设想是先国家工业化✿✿◈，后农业集体化✿✿◈。”“而毛主席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过一个手工业工场阶段✿✿◈，即通过改变所有制✿✿◈，依靠分工✿✿◈、合作形成新的生产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
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见《黄仁宇全集》第十四册✿✿◈，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威廉·韩丁✿✿◈：《大逆转》✿✿◈，转印自Ben Mah（马耀邦✿✿◈：《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曾培耿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36页✿✿◈。
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l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A.G. Frank: No Civilization/s:Unity and Continuity in Diversity; or, Multilateral and Entropic Paradigms for the World Today and Tomorrow, Positions, Fall, 2007: 226．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线日）✿✿◈，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15页✿✿◈。
1973年✿✿◈，时任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的戴维·洛克菲勒主持成立的以北美✿✿◈、欧洲和日本为支柱的三边私人智库✿✿◈，目的是加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首任主任为布热津斯基✿✿◈，重要成员包括格林斯潘✿✿◈、保罗·沃克尔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保罗·沃克尔1979年就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以来✿✿◈，全面采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其手段是大规模提高美元利率✿✿◈，以阻止美元贬值✿✿◈，其直接结果有三✿✿◈：一是高利率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上层阶级获利✿✿◈；二是高利率导致美国工业成本上升✿✿◈，产业凋敝✿✿◈；三是高利率导致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因无法偿还美元债务而陷入危机和破产✿✿◈。
浦山✿✿◈，曾用名浦寿山✿✿◈，1923年11月27日出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浦氏兄妹中产生了浦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浦安修✿✿◈、浦熙修✿✿◈、浦洁修等杰出人物✿✿◈。浦山1943年赴美留学✿✿◈，1949年以《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为熊彼特✿✿◈。浦山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9年回国后✿✿◈，历任周恩来总理英文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人✿✿◈。浦山于2003年在北京逝世✿✿◈，关于他的成就✿✿◈，可参见他的好友✿✿◈、诺贝尔奖得主劳伦斯·R. 克莱因的《浦山的学术思想》和他的学生余永定的《怀念敬爱的浦山先生》✿✿◈，两文均收入《浦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漫长的16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分工扩大造成的收入和需求下降✿✿◈，交换扩大造成的利润下降✿✿◈，必然限制资本积累和市场的无限扩张✿✿◈。自“漫长的19世纪”以来✿✿◈，推动市场不断扩张的力量是军事和金融的扩张✿✿◈，而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埃尔马·阿尔瓦特✿✿◈：《发展历程中的障碍》✿✿◈，见《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卷✿✿◈，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白凤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87—388页✿✿◈。
斯坦利·L. 布鲁✿✿◈，兰迪·R. 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晓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930年✿✿◈，国民党政府曾力图结束混乱的“多币制”✿✿◈，废除银两而发行国家银元✿✿◈，掌握国家货币主权博九平台是官方的吗✿✿◈，更于1935年与英国✿✿◈、美国达成协议✿✿◈，通过向英国借款并以使法定货币与英镑挂钩的方式完成国家财政货币统一✿✿◈，但也正是此举导致日本干涉✿✿◈，成为促发“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Kaoru Sugihara: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0．
Raffi Khatchadourian: The Stolen Forests, The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195页✿✿◈。
袁纯清✿✿◈：《以转型发展为主线✿✿◈，再造一个新山西》✿✿◈，《求是》✿✿◈，2010年✿✿◈，第19期✿✿◈。袁纯清✿✿◈：《努力走出资源型地区社会管理的新路子》✿✿◈，《求是》✿✿◈，2011年✿✿◈，第7期✿✿◈。9博体育全站app✿✿◈，博九客服✿✿◈，9博体育(中国)app✿✿◈！9博体育官网入口网址✿✿◈，9博体育官网登录9博体育(九博)官方网站✿✿◈。核废料9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
